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学人》？ - 昨夜的领地与旧日的城

我们大凡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幼年时看见漂亮糖纸，要小心翼翼的放到字典里压平收好，珍藏起来。排除少数的专业收藏的人，大部分人这么做，是因为资源匮乏的时代，获得它们是一件稀有而难得的事情，故而觉得珍贵。今天我在网上看见了一个读者遇见《The Economist》万般激动欣喜，甚至给予这本杂志过高的赞誉。这让我联想到了很多国人第一次用到Google产品、或者Disney落户中华区时候的追捧和欣喜若狂。而这欣喜背后，却让人感到悲哀——因为我们太缺少这些东西。具体到这本刊物上，这更加让人感到悲哀。如果说没有Google是因为产业发展和环境等还跟不上，没有Disney是因为我们的工业发展史和经济实力、消费水平等的原因，缺少《The Economist》，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平心而论，《The Economist》并不难，从文字到内容，真的一点也不深奥。任何一个有中等学力的人稍微认真阅读，就可以看懂。它的可贵在于两点，一是科学精神与理性，二是用事实说话，用数据，用调查，不用想当然的自以为是和各执一词的空洞标榜。虽然刊名直译为“经济学人”或“经济学家”，但是它的立意很高，完全是从“经世济国，着眼历史与世界”的角度、也是“经济学”这一本意在办刊物。举个例子：04年美国大选期间，我曾期期翻阅这本刊物并且作笔记，美国人的理性精神简直在这里表现到了极致：那些州支持克里，哪些支持布什？他们的支持率在每个州不同的县都用红蓝两色标明出来，然后分析原因——哪个镇黑人比较多，那个镇消费能力低下，生育率是多少，因此多少人支持民主党的税收计划；布什上台四年，这个镇经济增长率变化了多少，失业率又没有上升，而布什集团竞选中对这个镇投入是多少，因此大选中他们会支持谁……在中国，政治上不可能，但就是经济类的刊物，也没有太多刊物有人能够这么理性、不带任何感情和空虚煽动的做文章。

      这样的要求很难很高么？完全不是。那么，为什么这样的刊物不能诞生在我们的土地上？

      首先要说说大环境的问题。中国从来就是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而《The Economist》（下称《经济学人》）里面多多涉及政治，尤其是对个人基本权益的维护，对个体的尊重，这是和中国当局的观念是抵触的——哪怕是不偏不倚的表明各个阶层、支持者和不同政见者的意见——都是奢求。“理性”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兼听和包容——无论任何意见，都应该有发表的机会。可是在一个习惯了掩耳盗铃的人群眼中，别说异教，就连“文革”都不让讨论、上网要设置“敏感字”屏蔽的国度，这简直是奢望。因此目前的条件下，即使我们有《经济学人》编辑作者那些优秀的人，或者就算《经济学人》那批班底到了中国，依旧不可能办出《经济学人》这样的刊物。但历史是前进的，人性是总要战胜的，中国的环境总有一天会改变到这样的刊物和其它许多刊物一样，在这个土地上可以诞生并且生存下去。

      其次，批判性和科学精神，也就是《经济学人》里面的理性精神，恰恰是我们社会最缺失的东西。《经济学人》之并不陡峭的高度，之所以我们社会的很多刊物难以达到，是因为他们缺乏理性精神的必要条件——一是一个完全能够自由表达的平台，二是我们接受的教育、被灌输的理性精神。前者的缺失已述；而后者，中国的教育从来就没有落脚到“训练思维”这个根本点上，从来都是用意识形态的“站队”来扼杀个人的独立判断与思考。因此教育造就了那么多思维的残疾者，他们又如何拾来“理性”“科学”一物呢？

      我也是传统教育走过来的人，一路见到中学生、大学生不计其数，从中国最好的学校北大清华，到相对不知名点的地方大学，接触的学生无数。好的学生、能干的是有，是不少；但是放在一个巨大的基数上，这个比例小到了可怜；不说有思想，就是思维方式科学、思想上不带偏见、能够独立判断和推理的人，都少到了一个令人悲哀的比例。大部分人学到的是教条，确切的说，是“定义式的语句”，是类似“莎士比亚是伟大戏剧家”之类空洞的屁话，当你问他们自己的意见是什么，他们摇摇头，没了。他们没有知识，只有句子；没有理性，只有定义；没有判断，只有盲从。从他们身上，你看不到一点智性的影子；从社会的大部分人身上，更是如此。

       如果要书一书类似《经济学人在中国》的东西并且以此为嘲讽的话，薛涌是个不可不提的对象，他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在《南方周末》上写了大量文章。他的很多关于美国政治的文章，在我看来一半是对《经济学人》作了不甚高明的汉化，一半是自己想当然的诠释发挥。他对这本刊物的解读再好不过的反映出了没有理性思维的人是如何把一本刊物的核心价值、核心思想阉割的一点不剩，最后用漂亮的句子作遮羞布并以此洋洋自得。比如他介绍的爱德华兹，通篇不离阶级属性、个人魅力甚至“没有绯闻的克林顿”之类的半资料半花边新闻，完全不着眼于政见本身、支持基础和政策取向和公民最普遍的需求与利益的博弈。我忽然的想起了即使《经济学人》进了中国似乎也是会被误读的，忽而又想起了一个不甚符合却略有神似、远而不古的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于是，这样的刊物究竟没能在我们土地上诞生。因为一本好的刊物，读者、编者、外部环境这三者是一体的，不可剥离。一个社会有多成熟深刻，那么它搭建的平台才有可能有多么成熟深刻，并且开放。在看见一个好的刊物不能在我们这里诞生的时候，或者即使诞生也会被扼杀或者变味的情况下，我想值得我们思考的、背后的东西，真的太多。

   ——Mercurio 2006-10-8